德国大多数民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都卷入了纳粹歇斯底里地反犹、反共活动。梅尼克把它视为是一种超时间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 avellianism)”的突然爆发。(《浩劫》，第77页)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暴民癔症。 (《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29页)其实纳粹宣传才是导致这种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先后上过8所德国著名大学(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最后拿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还主张实行“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18页)戈培尔虽然讲“宣传”的真谛就是征服民众，与真理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没有超出西方社会“教义宣传”[宣传(Propaganda)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反路德(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的活动。1622年格列高里十五世(Gregory XV，1554～1623)在罗马创办天主教的“信仰传道圣教会”(the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Congregation for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它借用了拉丁语“propāgō(蔓延、繁殖)”的意思来诋毁新教，“宣传(propagate)”天主教教义，所以新教则把“Propaganda”一词等同于谎言。)的传统。对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仅靠宣传短时间就能把他们引向邪恶，也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页)阿伦特认为原因就在于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它具有谎盲加恐怖的新特点。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听起来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会说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
     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其谎言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finaion》来代替宣传，宣传就和组织的纯洁性有了关联。她举例说，希特勒煽动性的反犹口号没有一个是新的。惟一新的地方就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证呀自己没有犹太血统。这就“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意味着谁的党内地位高，谁的雅利安人血统也就应该越纯粹。反犹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的宣传恐怖还是靠冲锋队之类的街头暴力威胁不同观点的话，那么它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宣传恐怕就是由纳粹宣传部控制整个德国的文化生活而形成了组织性的恐怖，“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第三帝国兴亡》，第43页)公民不服从原则在这里根本就无效，你不遵守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是首先揭示这种宣传恐怖“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的学者，她发现组织性的恐怖会使普通民众“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1章第1节“极权主义的宣传”)这完全符合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在第三帝国，谎言与组织的结合使宣传既恐怖，又有效!
　　吉里尔在书中对阿伦特的观点有所发挥，他把纳粹的宣传恐怖称为“机构化恐怖”。他指出，纳粹的宣传部门控制了媒体之后，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都改成了“宣扬纳粹领袖粗陋的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观点”。你不认同它，你就恐怕没有学可上。你即使上了学也还必须加入纳粹的组织以保证你的确是信仰了纳粹主义，因为“纳粹组织渗透到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动领域。不让自己的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组织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个人维护自身权利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加入压力集团(工会、行业协会)并从那里获得机构支持的能力。”他在书中引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 1956)《第三帝国的恐惧与悲惨》戏剧的描写，被灌输过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少女队的青少年成了大人们的监视者和精神权威，这种遍及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告发恐惧；迫使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得比纳粹还纳粹才会有安全感，这就是“机构化恐怖”。(《主义》，第66～71页)也就是说，纳粹的“权力宣传”实质上形成了“权力组织”。我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软暴力”，它不是公然地用专政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者，而是利用组织形式逼迫每个人对它就范。吉里尔等学者揭示，也只有在组织状态下的人才能够使“累积激进化”发生作用。我们在历史上的宗教纯洁运动以及“文革”的派性斗争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

（作者：王纪潮）